新加坡｜货车事故频发，移工安全堪忧

May 12, 2025

作者：娘惹红豆冰
编辑：炒粿条

移工交通安全问题，再度成为新加坡劳工团体“五一集会1”的关键主题。移工在新加坡的通勤，长期被安排在不适载客的货车车斗（lorry），致使事故频发。“新加坡——移工不配拥有安全的交通方式吗？”劳工团体向立法者提出抗议。”这个质问背后，是移工上下班途中一次又一次血淋淋的惨痛代价。

就在两个月前的3月1日傍晚，一辆搭载着移工的货车在新加坡的榜鹅东路（Punggol East）和榜鹅中路（Punggol Central）的交界处与一辆汽车相撞，导致货车失控冲上行人道。据事故现场附近的一名工人描述，“货车失控，一路横冲直撞，最后撞上我们工地的围板才停下。”货车车斗内的多名移工受伤，其中五人被紧急送医。根据现场目击者描述，事故发生后，两名坐在车斗的移工伤势严重，其中一人头部流血，倒卧在地，身旁有大量血迹；旁边另一人倒卧在货车附近，袖子上沾满血迹。

事发现场照片：坐在货车后方的移工伤势较重，其中一人趴着，头部流血；另一人则倒卧在旁边，身上同样染血。（来源：新明日报） — 事发现场照片：坐在货车后方的移工伤势较重，其中一人趴着，头部流血；另一人则倒卧在旁边，身上同样染血。来源：新明日报

货车运送移工，死伤事故频发

据统计，2019年新加坡共有142.75万名移工，占全国劳动力比例高达38%，一线蓝领行业严重依赖外籍劳工。这些移工主要从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家政和造船维修等行业，承担了大量本地人不愿从事的高强度体力工作。其中，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移工主要来自中国、孟加拉和印度，而家政服务则以来自印尼和菲律宾的移工为主。新加坡移工常常面临低薪资、恶劣居住条件，以及极度不安全的日常交通安排。

在新加坡，雇主通常会安排货车将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外籍移工统一运送至工地等工作场所。然而，货车车斗一般都不会配备基本的安全措施，例如座椅、安全带等保护装置。这种日常的运输方式使工人长期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新加坡《道路交通法》（Road Traffic Act）规定，货车通常不被允许用于载人，但有两项例外：即雇主可以使用货车运送工人至或离开工作场所，或紧急情况下货车可以用以搭载伤病人员。

我们难以追溯将移工通勤作为“例外”条款的立法出发点，但它的现实运作却极为清晰：表面上看，这是对“雇佣关系下务工人员”的通用规定，但实际上，只有移工才会被歧视性地安排以这种危险方式通勤。

法律上的这一“例外”使得很多本该避免的伤亡变得常态化。在过去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数百名移工在上下班路途中因货车事故而受伤、致残甚至丧命：

2007年8月23日：一辆载有13名移工的货车被轿车撞击后翻车，导致所有移工被抛出车。其中，24岁的印度籍移工Solai Raj不幸身亡。
2010年6月22日：一辆超额承载移工的货车在高速公路（PIE）上发生事故，3名移工死亡，14名移工受伤。
2010年6月23日，一辆载有40名移工的货车在裕廊路（Jurong）撞上路边的树，6名移工受伤。
2013年3月：一辆载有移工的货车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造成1名移工死亡，12名移工受伤。
2021年4月20日：一辆载有移工的货车在高速公路撞上停靠在路肩的卡车，导致2名移工死亡，15名移工受伤。
2021年4月24日：一辆载有移工的货车在武吉知马路上段（Upper Bukit Timah Road）发生事故，10名移工受伤。
2023年7月18日：三辆载有移工的货车在克兰芝高速公路（Kranji Expressway）发生连环相撞事故，造成共26名移工受伤。
2023年7月19日：一辆载有移工的货车在加冷—榜鹅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其中10名移工受伤。事故发生后，53个社区组织联合发声，要求政府立即禁止货车运送移工。

一切只是为了牟利

近年来，新加坡的一些劳工组织、社区团体和学术界积极进行公共倡议，给政府施压，试图推动政府制定更完善的法案来保障移工的生命安全。面对公众压力，政府出台了一些“隔靴搔痒”的政策，如安装雨篷、加强司机培训和限制载客人数。然而，这些措施并未直接回应到劳工组织和社区团体的诉求，“货车不该用来载人”，更无法防范严重事故的持续发生。

2023年7月，国会议员黄国光（Louis Ng）提出动议，要求全面禁止货车运送移工。然而，新加坡政府拒绝采纳该项动议。交通部高级部长许连碹（Amy Khor）承认“理想情况下”不应使用货车运送移工，但随后却以“缺乏合格司机”“私人巴士数量不足”等理由推诿，仿佛司机和巴士数量等问题是无法着手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就在黄国光议员提出动议的一个月后，2023年8月1日，新加坡本地25个商业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政府不要禁止货车运送移工，声称如果不能通过这一方式来节省成本，许多公司将无法继续经营。雇主们主张，若为移工提供更安全的交通安排将大幅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商业团体甚至威胁称，如果政府强制推行更具安全的运输方式，ta们将不得不裁员，从而导致移工失业，甚至影响项目进度。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加坡交通部许连碹部长也屡次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对于雇主而言禁用货车运输移工是不现实的，会给雇主增加难以承担的经济成本，从而导致大量小公司倒闭或裁员。

值得指出的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商业团体，均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来佐证更换交通工具或将增加的具体企业成本。可见，在整个资本为上的经济社会中，移工的生命安全被赤裸裸地用于交换更多的（尽管可能也只是增加些许的）利润。财政上，新加坡政府从移工收入中征收了大量的外籍劳工税——例如2020年，新加坡政府货车运输行业就至少收入11亿新币的劳工税——却迟迟不愿意用部分税收来支持中小企业过渡到更具安全的运输模式。可见，政府只关注移工劳动的金钱价值，其生命健康权从来不在政治议程当中。

作为“下等人”的移工

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货车作为运输工具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限于工人，而是整个社会普遍面临的无奈选择。在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由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社会公众只能通过选择货车作为运输工具来降低高昂的运输成本。即使允许货车载人这一做法并不安全，但尚可理解。

然而在新加坡，允许货车运送移工的做法显然存在另一层次的歧视和贬低，是赤裸裸地视外来“低等技术”移工为下等人。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全球北方国家，《道路交通法》已明文规定货车不得用于运输人员，却唯独对移工例外。这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偏见，更反映出整个社会和市场对移工的系统性歧视。

在法律上，“低等技术”移工的居民权利/益受到极大限制，被当作“下等人”；在经济发展上，ta们的生命安全被视为次要，完全让渡于资本利润。长期以来，新加坡本地社会对移工的态度在冷漠与敌意之间摇摆——移工既被看作廉价劳动力助力社会发展，却又被视为公共安全的隐患来源。

尽管新加坡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讨论长期受到官方压制，但疫情期间移工宿舍中的群聚感染和恶劣居住条件的曝光，促使公众开始重新审视移工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一些民间团体如“新加坡移工互助”（Migrant Mutual Aid SG）、“工人创造可能”（Workers Make Possible，WMP）以及长期推动移工权利的“情义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HOME）、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TWC2）等，持续通过请愿、公开信和网络倡议等方式，要求政府取消允许货车运送工人的例外条款，呼吁为移工建立更公平更安全的劳动保障体系。

“如果货车不适合用来搭载部长，那么也不应该用来搭载移工”“停止货车载人，拯救移工生命“，劳工团体呼吁。

五一劳工集会主要组织方为集会制作的移工主题海报之一。来源: Workers Make Possible Facebook Page

民间团体网络倡议的海报，海报中搭载货车的为新加坡政府各部门部长，文字部分为“如果货车不适合用来搭载部长，那么也不应用来搭载移工。” 来源: Endlorryride

共振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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